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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有行业像纺织服装这样，把“民生”融入了产业逻辑。一端连接着民众四季更迭的刚需，一端串联起无数城乡家庭的生计。即便经历外需反复、关税战、超竞争与高内卷，中国服装纺织业依然保持着稳健的节奏，纺织品服装出口总额连续多年超过3000亿美元。

　　更重要的，是这条产业链背后的人——在直播间按场计酬的拍款主播、广州十三行、杭州四季青内大量“拼货”的个体户以及为应对“双十一”旺季而临时招募的短期工——这些庞大而隐形的“非正规就业”群体，与正规军一道，构成了产业最灵活的弹性基底。

　　在IPP副研究员李婷看来，我国纺织服装产业能在产业升级与竞争加剧中持续维系并强化民生属性，重点是其非标性、开放性与以产业链柔性为核心的组织模式。她认为，纺织服装产业以满足大众差异化需求为导向，非标化程度高、自动化程度低，形成了低门槛、高包容度的就业与创业空间，成为农民工的重要就业“蓄水池”和创业“孵化器”。

　　她分析认为，分散却协作紧密的产业格局依托城中村等空间，形成低成本、高灵活度的组织体系，使中国服装产业在“小单快返”模式下展现出强大的应变与效率，同时，庞大的B端市场、完善的产业集群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共同托举了产业的韧性与竞争力。中国纺织服装产业走出了一条兼顾民生与效率、体现人口大国特点的独特发展路径。

　　民生产业是指在消费、就业、创业等方面对普通民众具有开放性、有利于民众生活改善的产业。位于“衣食住行”之首的纺织服装产业，是我国最为典型的民生产业。

　　结合我国纺织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尤其是广州纺织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笔者想要解答的问题是：我国纺织服装产业，作为民生产业何以可能？在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竞争过程中，其民生属性如何维系和强化，同时又如何兼顾产业升级？

　　发展至今，纺织服装产业不仅为普通大众提供了物美价廉、多元化且不断贴合个体需求的产品，也为大量农民工提供了就业机会，被称为“就业蓄水池”。

　　它还被誉为“创业孵化器”，是农民工创业最为集中的领域之一。在服装产业中，普通人通过创业实现致富的情况十分普遍，而且许多农民创业者——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曾从事过服装这一行，他们做的那门生意与服装产业直接或间接相关。

　　以广州这座纺织服装大城为例。广州海珠区的康鹭片区面积仅1.1平方公里，非流动人口超过12万人（高峰期达到30万人），聚集着近1.6万户各类小制衣厂、小作坊和商户，其中个体户约1.3万户（包括大量工厂、家庭作坊以及便利店、餐馆、水果店的老板），注册企业2400余家。其中，大部分从业者是来自湖北的农民工，因此这一带被称为“湖北村”。[1]

　　粗略估算，在广州，类似这样的城中村有几十个（海珠、番禺、白云、增城和花都各区都不少于5个），每个村的外来人口均不低于5万人。在白云区的大源村，作为典型的电商村和制衣村，高峰期人口超过25万，而本地人口仅有1万人。

　　广州全市共有100多个成衣批发商业市场和60多个面辅料批发商业市场，占全市509家专业市场的五分之一，形成了享誉全国的流花矿泉服装、中大布匹、新塘服装等多个产业集群。在广州各大专业市场中，辅料种类超过10万种、服装品类超过200万类；年快递业务量超过114亿件；全市约有40万名主播每日直播带货，品类超过100万种。全市专业市场商户总数超过20万个，带动就业人口超过150万，占全市就业人口比重逾10%。

　　这一数据仍属于是保守估计。仅中大纺织商圈范围内，就有61家专业批发商业市场，经营商户和企业近1.6万户，直接从业人员约10万人，带动相关就业超过200万人。十三行新中国大厦内有4000多个商铺，每个商铺保守估计关联从业人员100人左右，总计约40万人。不仅如此，每天约有50万人从全国各地前来广州专业市场进行交易和消费。以铁路客流为例，约16%的到达客流会在专业市场交易。[2]

　　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广州市涉及纺织服装产业的在营市场主体数量为61.32万户[3] ，占全市市场主体数量的两成以上。按照每户带动3人就业计算，至少有180万人从业。其中，大量打工者和创业者是来自湖北、潮汕、江西、四川等地的农民。

　　围绕制衣产业集群和专业市场的运转，有关人员的生活消费——如衣食住行——又催生出了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如果以180万人计算，按“100 人供养一个夫妻餐馆”为标准[4]，仅专业市场就能支撑约1.8万个餐馆。按“每千人一个便利店”测算，这些人还能支撑1800个便利店的生存。

　　从全国范围来看，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我国纺织服装制造业（含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数量达35.2万家，占制造业的8.7%。若加上纺织服装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总数达到174.8万家，从业人数合计1554万人。但这仅是纳入统计的部分，实际上，纺织服装业——尤其是服装产业——未纳入统计的部分保守估计占50%，包括未办理工商登记的家庭作坊、小微工厂及灵活就业人员等。

　　以海珠区为例，全区规上纺织服装企业仅8家，已进行工商登记的企业约2000多家，但实际经营主体数量远超这一数字，仅康鹭片区就有近1万家，周边城中村单个村庄服装企业超千家的情况也十分普遍。

　　在晋江陈埭镇——作为纺织鞋服重镇——未纳入统计的工厂和家庭作坊比例高达60%。纺织服装批发商业市场也存在类似情况。某批发商业市场管理人员告诉我们，无论是服装还是面料批发企业，许多都是在疫情之后才开始办理营业执照。由此粗略估算，全国纺织服装从业人数至少3000万人[5]。

　　如果再加上与纺织服装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生产、生活性服务业，从业人员总数至少3300多万人[6]，占全国总就业人口的4%，占城镇就业人口的6.9%，占农民工总人数的10%以上。其中，不少人通过做服装生意或开工厂实现了致富，也有很多人通过为制衣工人提供服务——如开维修店、餐馆、便利店——积累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从需求端来看，尽管过去数十年我国教育水平明显提高，但在适龄就业人口中，绝大多数人的最高学历仍未超过高中，全国本科人口占比仅约5%。因此，仍有大量非专业型人才需要依托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尤其是农民工。

　　纺织服装产业及其相关商服业门槛低、岗位多、创业机会广，对普通人相对开放，发展上升通道也较为通畅，对他们意义重大。据统计，我国纺织服装行业中，初中及以下学历人才占83.3%，高中学历占13.4%，大专及以上学历仅占3.3%[7]。

　　纺织服装业，尤其是服装业，作为一个极致非标的行业，以迎合大众的差异化需求为竞争导向，难以实现标准化和自动化生产，整体产业集中度低、开放性强，给了普通人大量就业和创业的机会。这是其具有强民生属性的重要原因。

　　第一，不同群体之间以及同一群体内部个体之间的身形差异巨大。男女老少、高矮胖瘦，每一个类别再进一步细分，并与别的类别交叉组合，形成了高度分化的需求，使得标准规格的适配度不断下降。

　　第二，服装具有非常明显的季节性。不同季节，人们对服装的功能、款式、色彩等方面都会提出多元化的组合需求。

　　第三，服装同时具有文化、价值和符号属性。它不仅服务于个体在不同身份、不同场景下的穿着需求，也承载着符合基本社群规范、同时又表达个性的自我呈现。

　　第四，在体验层面，服装的非标性因个体感官差异而被进一步放大。看似标准的颜色，在不同人眼中呈现的效果不同；同一个人穿同一件衣服，也可能获得不同的外部评价。看起来相同的面料，手感差异也往往明显。

　　需求的非标化建立在供应能力的基础上，同时也型塑了供应的非标性。从供应端出发，服装的非标性贯穿整个产业链。

　　首先体现在面料的设计与生产。棉、麻、化纤等原料性能差异显著，面料可以由多种纤维混纺（如聚酯 / 棉 / 弹性纤维），其比例浮动范围极大。纺织工艺上（针织与梭织两大工艺下衍生出数千种组织架构，如平纹、斜纹、提花等），不同结构直接影响面料的力学性能；而后处理工序（如染色、磨毛、印花、涂层）又会带来不同的观感、触感与垂感。

　　结合消费的人在感官、体验与功能等层面的需求，面料企业不断进行新产品研究开发。仅福建石狮一地，每年就有3000多种新型面料新品问世[8] ，足见其非标性与丰富性。

　　其次体现在辅料的设计与生产。辅料涵盖里料（如内衬）、衬料（用于领口和袖口的衬布与衬垫）、填料（羽绒、棉及化纤棉）、线带类材料（缝纫线、织带和绳类）、紧扣类材料（纽扣、拉链和钩扣）、装饰材料（花边、珠片和烫钻）及其他辅料（吊牌、洗水唛和包装袋）七大类。每一大类下又细分出上千种具体品类。此外，每年还会新增上千种设计型辅料。

　　然后是成衣的设计。一种面向生产的设计，既要服务于消费者的需求，也必须基于现实存在的面辅料条件。在全国最大、最全的面辅料市场——中大纺织城，拥有超过十万种面辅料产品[9]。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服装公司都会在周边设立研发部门，设计师们每天都要前往面辅料市场寻找最新的材料，结合工艺进行新品开发[10]。这些新款式在被挂出来之后，又会经历所谓的“二创”。即那些研发能力相对有限的批发商业市场档口小老板们，会从中挑选他们都以为有几率会成为“爆款”的款式，进行微改造，从而催生出更多新的款式。

　　最后是成衣的生产。成衣生产包括从裁片、缝制到后整理等多个工序。由于面辅料本身是非标品，不同面辅料、款式和工艺的叠加，进一步强化了生产的全部过程的非标性，尤其在车缝环节表现得尤为突出。

　　从整个产业转型来看，服装的非标属性被进一步强化。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是产业体系升级的重要方向，而在服装领域表现得最明显。消费的个性化和多元化慢慢的变成为主流，整个服装产业的运转模式也从“以产定销”转变为“以销定产”，通过提供更多元化的小批量产品供消费者选择，再根据消费者的选择进行爆款的大规模生产，即“小单快返”模式慢慢的变成为行业主流。

　　与品牌公司和传统外贸订单相比，这种转变在（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和专业批发商业市场中尤为突出。“小单快返”的特点大多数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小单化。订单规模从过去每单上千上万件，缩小为每单仅百余件，甚至仅50件。

　　第二，多品种。通过多测款来提高爆款概率，新款开发周期不断压缩，从过去的每月、每周推出新品，转变为每天都开新款。

　　第三，生产周期压缩。一件衣服的生产周期从原先的6–9个月缩短到仅24小时。

　　纺织服装业，尤其是服装产业，具有非常明显的非标属性，这一特征决定了其资本化程度和产业集中度的有限性。根据天眼查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我国从事纺织、纺织服装、服饰制造的企业近132万家，其中超过7成的企业注册资本在100万元以下，6成以上为个体工商户。纺纱行业由于其特殊性，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产业集中度相比来说较高；而面料和服装行业则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小公司数众多，离散程度较高。根据中国服装协会统计，全国服装制造企业数量超越17万家，2021年规上企业仅12653家，从头部企业集中度来看，CR10不足6%[11]。

　　与一些标品相比，这种差距尤为明显。统计显示，在淘宝平台上，女装品类前十品牌的交易额仅占总交易额的4%，男装为11%，童装 / 婴儿装 / 亲子装为10%；而在手机这一典型标品行业，产业集中度极高——2020年Q2，华为、vivo、OPPO、小米和Apple五家企业合计占据97.1%的市场占有率[12]。

　　其关键原因主要在于，高度标准化（如手机型号、颜色、内存组合明确）带来了显著的规模效应，规模化生产的边际成本极低。标准化与规模化的结合，也为自动化生产提供了更大空间。再加上手机附加值较高，部分企业的自动化率可达70%以上。例如，荣耀通过5G互联、大数据等技术，使高端智能手机生产的自动化率达到75%[13]。相比之下，服装行业的生产仍以手工与电气化操作相结合为主，整体自动化率仅约6%，即使是头部企业，如报喜鸟工厂，其自动化率也仅约20%[14]。

　　这种低自动化率或许会拉低行业整体的自动化与数字化水平，但同时也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在服装制作的完整过程中，由于面料具有柔性、易变形等非标特性，与刚性的机械之间有根本矛盾。非标面辅料与多样工艺的叠加，进一步放大了这种矛盾。因此，服装生产，尤其是成衣制造，无法完全依靠设备实现自动化和规模化生产，始终没有办法摆脱对劳动者的依赖。

　　在产业转型的背景下，不同面料与辅料的组合，以及工艺和款式的加速更新，使设备的研发和更新难以跟上行业变化。即便能够跟进，也往往因服装利润有限而缺乏市场动力。由此，在数字化与自动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服装产业依然保持着劳动密集型特征。最典型的表现是，车缝环节始终高度依赖人工。在辅料生产方面，一些小众、组合式、持续创新的产品同样需要人工完成。据统计，每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可吸纳932人就业，而纺织业和服装业则分别能吸纳1876人和4464人就业[15]。

　　这也为普通人提供了更多的创业机会。整个生产过程对劳动力的依赖，使工人具备了更高的议价能力。在服装产业中，只有维持较高的工价才能稳定工人队伍，从而确保工厂具备持续稳定的订单生产能力，这也成为工厂经营水平不断提升的关键。

　　对于工人而言，在产业转型的背景下，劳动力密集的特性并未改变，这使他们能够在行业内不断积累经验、提升技能。

　　在生产端，表现为订单越来越小、波动性越来越大、完成速度越来越快，许多工厂不得不通过压缩规模和灵活用工的方式来应对，生产模式也从以多名工人分工协作的流水线生产，逐渐转变为由一两名工人独立完成整件衣服的模式。

　　与在大厂流水线上“从一个个工序学起”、以类似“螺丝钉”的方式参与生产和竞争不同，一两个人合作完成整件衣服，让工人能够更快地锻炼生产多种款式的能力，尤其是在订单紧急时更为突出。那些上手快、能做整件的“夫妻档”，往往只需一两年就能熟练掌握不同类型、不同款式衣服的全流程制作，在市场上极受欢迎。在广州等地的制衣村，产业形势良好时，一个人年收入可达五六万元，夫妻档年收入达十几万元甚至二十万元也并不罕见。

　　这种能力的积累不仅提高了工人的议价空间，也为后续创业打下了基础。因为他们已掌握了多种服装生产技能，再加上多年积累的劳动收入，从打工人转变为创业者就更为容易。在服装产业，尤其是制衣环节，工人——特别是夫妻档——做上几年后自办家庭作坊的情况非常普遍。家庭作坊规模不断扩大、能力持续提升，能服务更多客户或承接更稳定的订单，收入也随之增长，甚至逐渐发展为品牌供应商。

　　从产业链价值分布来看，销售商因掌握渠道而拥有更高的话语权和价值分配主导权。但在极度非标的服装行业中，生产的时效性成为竞争优势维系的关键，这也提升了工厂与家庭作坊的议价能力，并为相关创业者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成为诸多服装创业者的典型成长路径。其民生性体现在：相较于销售端，工厂与家庭作坊老板的创业门槛更低，吸纳的多是资金与能力层面更为普通的创业者。

　　另一种成长路径是从销售端入手。服装的非标性强化了市场的分散性，表现为渠道的多元化与碎片化，从而降低了创业门槛，也为从业者创造了更多机会。总体来看，我国服装销售渠道极为多元，包括外贸单、电商单、市场单和公司单等多种类型，不同市场容量巨大，内部细分程度高、分散度高。在服装市场发展的上升期，充足的机会造就了大量普通创业者。

　　在广州各大成衣批发市场发展的早期，创业者只需投入二三十万元，在批发市场租下一个档口，购买一条可挂3–5件衣服的挂链，一年就可能赚四五十万元；若有两条挂链，年入百万也并非难事。

　　“我老婆一开始是做销售的，后来自己开了档口。我们原本在温州做二批，每年收入十几万元。2015年到沙河开档口，一开始是做挂链的，侧档6条，主档9条链（一般分为四家，分别是两条、两条、两条和三条）。 好的位置，一条链要17万元，两条34万元。一条链子可以挂四五件衣服。我们一开始只拿了两条链，总投入34万元。那时候生意特别好，年营业额1000多万元，毛利润300万元。”（2025年8月13日 星期三 潘老板）

　　这类老板中，除少数有家底的外，大多数也是从打工做起的。他们多是在批发档口或服装店做销售的年轻人，对拿货、陈列、推爆款等有一定了解。当订单逐渐稳定后，他们往往带着亲友一起帮忙，或自办工厂，逐步扩大规模。这便是服装创业者们的另一种成长路径。

　　除了纺织服装产业本身之外，服务于服装经营者的生产性和生活性商服业，同样为普通人提供了大量就业与发展机会。

　　在生产性商服业方面，大量工厂需要设备零配件、设备维修、物流服务等，这些行业普遍具有劳动力密集、门槛低、分散度高等特点，因此为普通人创造了广泛的就业机会。这与其服务对象的特征密切相关。

　　以物流业为例，城中村产业以小作坊和微型工厂为主，布匹、服装等交易呈现“多批次、小批量”的特征，单笔交易规模小但频次高，导致物流需求高度碎片化，难以形成整车运输的规模效应。而且运输距离多为短途，装卸货和等待时间占比远高于运输时间，使得规模化运力无法显著降低成本。因此，配送主要以个体运力为主——骑着小电驴运送布匹和服装穿梭于厂店之间，是常见景象。

　　为了提升整体供应链效率，大量分工细化、规模较小的工厂和家庭作坊聚集在面辅料批发市场或服装批发市场周边的城中村，从而在物流与维修等方面形成了局部的规模效应。不仅如此，许多即时性的运输服务也提高了运输主体的议价能力。因此，个体配送者虽然经营规模有限，但利润可观，进一步拓宽了普通人通过这些机会实现发展的空间。

　　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从业者的衣食住行又构成了另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同样为普通人提供了大量就业与创业机会。生活性消费的市场规模效应更加明显，因为服务对象不仅包括工厂老板，还包括数量庞大的产业工人，后者是主要消费群体。

　　不少制衣村人口超过6万人。以广州海珠区康鹭片区为例，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高达11.96万人，其中大多数为制衣业相关从业者。根据顺为城市地图测算，以广州国际轻纺城为中心、1.7公里为半径范围内的常住人口达69.51万人，其中54.4%为制造业人口，工厂主要集中在康鹭片区和瑞宝等制衣村。制衣从业者工作时间长、节奏快，在生产与休息间隙的消费多为就近、即时型消费，集中于工厂周边的便利店、饭馆、水果店、药店等生活空间。

　　这些经营者大多选择工厂楼下的临街店铺经营，服务半径有限，但由于区域人口密集、消费频次高，利润依然可观。以便利店为例，工人和老板下班或开工前常购买饮料、香烟、槟榔，夜宵时则购买烟酒——这种消费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由于不少工厂实行通宵生产，便利店也多为24小时营业，通常由夫妻合作经营。虽然辛苦，但门槛适中、收益稳定，在城中村，两夫妻开一家便利店，一年赚个十几万甚至二十万元并不困难。

　　非标性并不构成纺织服装产业实现开放性和维系民生性的唯一条件。事实上，这一产业的非标属性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存在。只是由于各国产业发展模式不同，非标属性的发展程度和实践样态存在差异，平衡民生与效率的能力和方式也有所不同。

　　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非标化程度更高，而产业集中度则明显更低。这一特征在快时尚行业，尤其是制造环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根据咨询机构Global Data的数据显示，从2024年全球时尚市场份额来看，SHEIN1.53%的市场份额超越ZARA、H&M和优衣库（Uniqlo），成为全球第三大时尚零售商，前两名分别是耐克（2.85%）和阿迪达斯（1.79%）。SHEIN同时也是全球前十大时尚零售商中唯一的中国品牌。

　　与之相比，SHEIN主要依托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产业链与产业带，品牌经营、平台运营和生产管理高度分离，以多款式、多SKU为核心竞争力，产品非标化程度高，回应个性化需求的能力强。SHEIN每天上新的款式超过6000个，单个款式的数量仅100–200件，纳入其供应链体系的工厂数量至少有6000家。

　　而ZARA和优衣库等品牌更倾向于采取垂直管理模式，其从运营到面料生产的一体化程度较高，产品以基本款、大众款为主，回应个性化需求的能力相对较弱。以ZARA为例，其每日上新款式不超过100个，单个款式的数量为500–3000件，其供应商体系包括20家自有工厂、400多家外协厂和260多家面料厂，大多为规模较大、自动化程度较高的工厂。

　　从行业集中度（CR5）来看，除运动装外，我国其他品类的市场集中度均明显低于美国和日本，其中以内衣和女装差距最大。我国内衣CR5为 7.1%（仅为美国、日本的1/8、1/9），女装CR5为6.3%（为美国、日本的1/3、1/6）。从龙头份额来看，我国头部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也明显低于国外。例如，我国童装龙头森马服饰旗下的巴拉巴拉（Balabala）市场份额约5%，而美国龙头Carter’s占11.7%，日本龙头Shimamura占8.5%[16]。

　　不同发展模式并没有明显的好坏之分，但产业集中度和产业开放性不同，其民生属性的维系能力也不同。比较而言，我国的发展模式在民生属性的维系上更具有优势，但是也被贴上品牌化能力弱，不正规等标签。似乎民生属性的维系和效率提升是对立的。

　　客观上，先发国家的品牌化能力确实比我国要强，但中国的纺织服装产业在产业链、供应链竞争方面的优势是十分明显的。这一优势在后福特主义时期进一步被放大，形成一种基于产业链的柔性生产和供应能力，是中国纺织服装发展过程中能够兼顾民生和效率的关键机制。

　　产业链柔性，是指能够快速而经济地应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环境变化或由环境变化引起的不确定性的能力。从参与全球竞争的角度出发，结合当前全球产业竞争日趋白热化的现实，其内涵在于：在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完整产业链基础上，构建具备高度韧性的产业链体系。

　　结合纺织服装产业来看，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改造旧有的纺织工业，使其成为独立自主、服务于新中国建设的重要产业，主席领导下的党中央从解决设备与原料自给入手，培养本土技术与管理人才，着力建立起新中国自己的纺织工业体系。与解放初期相比，衣被匮乏的状况得到显著改善——人均棉布产量从1950年的4.57米增长至1978年的11.46米；化纤产量则从几乎为零发展到28.5万吨。这一时期，我国基本建成了门类齐全、供应链完整的纺织工业体系，涵盖棉纺织、毛纺织、麻纺织、丝绸、印染、针织、化学纤维、纺织机械等多个行业，为中国纺织工业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三来一补”企业迅速涌入，乡镇企业蓬勃发展，随后民营企业不断崛起，越来越多的进城农民进入纺织服装产业。伴随国内市场与全球市场的共同孵化，纺织服装产业集群持续成熟，相关技术不断突破。

　　以纺织工业为例，2020年中国化纤产量达到6125万吨，占全球总产量8254万吨的绝对主导地位。中国龙盛成为全球染料行业的唯一巨头，年产染料30万吨、助剂10万吨，市场份额稳居世界首位。若将其他中国企业计算在内，中国染料产量已占全球总产量的70%以上，是全球最大的染料生产国。生产染料所需的H酸、苯胺等关键原料，其全球九成产能也集中在中国。印度曾尝试自建生产线，但测算后发现成本是从中国进口的三倍，最终放弃了计划[17]。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产能最大的染料供应商，是国内染料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图源：新华社

　　除少数具有高度功能性和技术壁垒的领域外[18]，我国纺织服装产业不仅不存在根本性的“卡脖子”问题，而且凭借产业链的完整性与多元化，获得了较强的线]。

　　纺织服装领域的原材料、面辅料等生产与研发，往往是多元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结果。比如，化纤产业就是化工与纺织服装工业协同发展的产物；又如服装中的五金件，以拉链为例，其制造过程涉及模具加工、织带染色、冲压、压铸、抛光、电镀 / 喷漆等多个环节，同样依赖多元产业链的协同运作。这正体现了工业体系多元且完整的意义。

　　也正因为如此，即便大量品牌和渠道（主要集中在欧美市场）掌握在欧美等国家手中，尽管关税壁垒等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但并不能对我国产业构成根本冲击，因为全球产业链仍没办法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从市场需求出发，产业链柔性的内涵在于：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更好的质量、更低的成本生产不同规模、不同品类的纺织服装产品。即具备“多快好省”与“少快好省”的能力。其中，“多快好省”可分为数量层面和品类层面两种，其最极致的体现是“品类多、订单少”同时还能做到“快好省”。这种能力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企业层面，二是产业整体层面。

　　从企业层面看，数量层面的“多快好省”和“少快好省”相对容易实现。前者可通过扩大规模、提升自动化与数字化水平来达成；后者则可通过压缩规模、转向家庭作坊式生产来实现。

　　纺织服装行业，尤其是服装行业，具有显著的季节性，同一企业在淡旺季之间的订单数量差异巨大，因此企业必须严格控制规模，这也限制了企业独自应对大规模订单的能力。但通过与外协厂的紧密合作，这一问题往往能够得到有效缓解。在企业数量充足、结构多样的情况下，不同企业间闲置设备和劳动力的灵活组合，极大提升了应对不同规模订单的能力。这种柔性，许多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实现。

　　更具挑战的是——订单数量少、品类多，同时还要做到“快好省”，即前文所述的“小单快返”模式，还需应对淡旺季的订单波动。

　　从企业出发，实现这一模式的策略是多样的。最典型的代表是SHEIN。它依托消费互联网和供应链系统管理能力，将碎片化需求与不同工厂的多品类、多规模订单生产能力进行整合，实现高效对接，从而破解了“小单快返”的难题。其局限在于，大量小微企业对平台形成高度依附，许多企业因此面临规模扩大后“刚性化”的问题。因此，这一模式具有一定局限性，主要适用于跨境电商领域。

　　另一种模式是康鹭片区模式，主要面向国内线下档口与国内电商市场。在没有平台集中组织分散工厂与销售者的情况下，依托中大纺织城的区位优势与产业集群基础，众多档口与直播电商直接对接大量小微工厂与家庭作坊。一方面，大量分散的、不同规模、不同品类、不同质量要求的档口单与电商单，以高频测试单与紧急返单为主，集中在康鹭片区；另一方面，从事不同环节、不同工艺、不同规模的众多工厂（以车缝厂与家庭作坊为主）也集中于此。

　　一般而言，档口或电商的稳定订单可根据自身需求整合一两个主要工厂，并与相关工序厂、工艺厂协作完成。由于订单整体小而分散，工厂规模普遍较小（以200平方米为主），固定工人较少（多在5人以内），生产能力相对单一，难以独立应对大规模返单、淡旺季及促销季的订单波动。

　　为应对订单的突然增加，一方面需要不同工艺、工序的工厂之间保持充分合作，同类型工厂之间通过闲置劳动力和设备的灵活组合实现高效协同；另一方面，工厂必须采取灵活用工的方式。订单波动越大，工厂规模越小，外协合作与灵活用工就越显重要。尤其在旺季或促销季，几乎所有工厂都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灵活用工成为主要的应对手段。

　　由于这种即时性需求极大，在康鹭片区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以日结工为主体的劳动力市场，主要通过“站街招工”和“即时招工”的方式进行，成为这一地区产业链柔性的重要支撑。

　　这一模式代表了产业转型背景下我国产业链柔性的一种实践，尤其适用于非标化程度较高且持续提升的快时尚产业。根据不同类型订单的完成需求，其他地区同样会形成类似“小单快返”的能力，只是在订单规模、多样性、标准化程度、反应速度以及产业组织模式等方面存在差异。

　　在广州，由于与中大面辅料市场的距离差异，以及土地空间形态、价格等因素的不同，形成了可完成不同类型订单的制衣村体系，与档口单、品牌单、（跨境）电商单和外贸单等相互匹配。总体来看，广州城中村制衣厂在不同产业空间中因区位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的运转模式，大体可分为三个梯度：

　　第一梯队以康鹭片区为代表，主要以“小单快返”模式为主，承接规模较小的测试单和紧急订单，交货周期长则2–3天，短则半天甚至一晚即可出货。工人以临时雇工为主，上手快、强度大、节奏紧，工资水平较高，月收入1.5万元以上的情况十分普遍。

　　第二梯队以华洲街道龙潭、土华等地为代表，出货周期相对较长，长则一周以上，短则3–5天，订单规模相对更大，以不那么紧急的返单为主。工人结构以长期工为主，兼有部分临时工。

　　第三梯队以番禺区洛浦街道、南村镇等地为代表，生产周期更长，长则一个月，短则一周，经营规模和订单体量均大于第二梯队，主要承接公司单和外贸单。用工方面以长期工为主，占比达80%–90%。

　　从全国范围来看，由于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工业化起点的不同，各地在不同品类的生产领域形成了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而构建出特定的产业集群。按区域划分：广东广州主要擅长快时尚女装，东莞以毛织产品为主；福建晋江以运动鞋服见长；浙江杭州以杭派女装为主打，湖州主攻童装；江苏平湖以羽绒服为主。根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2022年发布的数据，全国与中国纺联建立试点共建关系的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地区共有202 个。

　　不同区域的产业集群，以及同一区域内面向不同市场的多元发展模式的充分成长，不仅持续扩大了纺织服装市场规模，也使得整个行业的市场结构更加宽幅化与纵深化。这一体系共同托举了专业批发市场与电商平台的运行，同时推动了上游基础工业的发展，最终催生出一个极为复杂而庞大的产业森林体系，构成了整体层面的产业链柔性。

　　产业链柔性，本身就构成我国纺织服装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是我国纺织服装产业能够兼顾民生和效率的关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分散经营但协作能力强，是产业链柔性实现的重要机制，也是产业发展能够兼顾民生和效率的重要机制。结合服装制造的实践来看，在具体的产业竞争实践中，企业规模小，但是产业链上不同环节企业和不同规模企业的协作能力强，是产业链柔性实现的重要机制。这一点在康鹭片区表现得最为明显。为了提升产业链柔性，不同环节都进行了极致的细分，这有助于工厂提升专业化能力和灵活性，但是却带来了组织问题，即如果组织成本过高，必然会影响到整个产业链运行的效率。

　　结合实践来看，这些分散的工厂却能够高效协作，其一是因为空间的高度临近。这些企业不仅积聚在康鹭这个城中村，而且会根据生产的需要，在大大小小的街巷基于订单快速完成的需要，形成一个个不同环节工厂高度临近的小微生产单元。

　　其二是因为这些企业组织之间还有诸多社会关联，降低组织成本。在企业组织内部或者产业工人内部，家庭是最基本的组织单元。亲戚带亲戚，老乡带老乡，分布在不同环节，共同协作完成订单。这些都构成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降低的社会机制。

　　其三是因为企业数量足够多，选择空间大，在扎稳脚跟之后，工厂能够根据自身需要筛选适合的合作伙伴，提升协作效率。而且产业积聚的优势吸引了大量波动且紧急的订单，塑造了一种整体的稳定，为不同工厂筛选工厂、长期磨合、提高协作能力奠定基础。这背后还需依靠践行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城中村，提供大量可供选择的、适配的空间。

　　在以康鹭片区为代表的城中村，农民工以家庭为基本单元，依托家庭经营和家庭组织与工厂老板对接，以计件为主。而工厂老板很多都是夫妻合力打工赚了第一桶金，然后开始开制衣厂。在创业的过程中，一开始都是依靠亲戚、朋友和老乡解决初始的招工和用工问题。在管理生产方面，大多是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长期工和临时工，他们也大多是夫妻或者家人、朋友合力做整件，采取的是计件制。

　　在工厂内部，组织的基本单元进一步缩小为一个个小家庭。这意味着，无论是打工还是创业，其底层逻辑都是为自己干，为自己的家庭干，在家庭的组织下完成工作，基本上没有管理成本，最多就是两口子吵个架，床头打架床尾和，很快也就好了。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还很好地应对了冲击。依托家庭经营，一般是女性管生产、管钱，男性主要负责外出招工找订单，维系客户关系，实现低成本、高效的稳定经营。有工厂老板告诉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够守住财，应对消费风险和陷阱。陪客户吃饭喝酒，很多是在一些娱乐场所消费，如果不是老婆管钱，很容易犯错。

　　等到生意做好了，他们也会介绍自己的亲戚、朋友和老乡，从事一些相关的工序或者工艺，或者也来开制衣厂，合作完成订单，或者在客户的组织下，和周边的工厂一起组成一个临时的流水线。一开始找亲戚、朋友、老乡合作，或者通过他们进入到这个行业，可以降低试错成本。

　　更关键的是，因为距离近，面辅料通过小电驴快速在各个工厂之间穿梭，一件衣服快速被生产出来。每一个环节的工厂只需要专心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不同制衣厂之间也能够分享彼此闲置的设备和劳动力。而且康鹭内部的工厂数量非常多，他们之间也会相互选择和筛选，找到合作最好、匹配度最高的工厂，组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没有围墙的工厂。康鹭内部也有一个淘汰机制和筛选机制，家庭经营能力强、能和客户对接、能和其他工厂合作好、讲信用、有能力的被留下来。他们在这里长期经营，相处和互动多了，也就成为了熟人，信任和默契逐渐增长。

　　这种形式上分散，但是实质上合作紧密、组织成本低且高度灵活的组织形态，一方面降低了普通人的创业成本，也让普通人能够依托自己的家庭和社会资本，依托自己的劳动和经营琢磨，不断的提高市场竞争能力，获得发展机会；

　　另一方面，也实现了整个产业链的高效运转和灵活性，让制造端拥有了灵活应对订单波动、碎片化的能力。

　　非标性和开放性引发的分散化经营，全世界最大的B端市场，创造了一种新的产业升级路径，是产业发展兼顾民生和效率的底座。这一点首先表现在销售端。市场规模巨大，内部细分市场可以不断挖掘，再加上经营者的分散化和人口大国的基本国情等，塑造了一个数量庞大的企业群体。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2023年末，与纺织服装制造、批发零售相关的企业共有174.8万家，其中批发零售是大头。

　　全国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1019.7万个，从事批发业占比54.0%（约551.0万个单位），零售业占比46.0%（约468.8万个单位），其中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的企业法人单位为79.5万个，从事批发零售的为60.1万个。实际上并不止这些，因为很多企业并未纳入统计。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经营范围含“纺织、服饰、服装”的批发、零售类企业高达844万家[20]。

　　如此庞大的企业主体，是产业非标性和经营分散化的最好证明，在全世界范围内也独一无二。它们的存在托举了线下专业批发市场的发展，也支撑了平台经济的繁荣。仅广州市的存量纺织服装专业市场就有192家，居全国首位。其中，经营规模前60家的市场合计经营面积达440万平方米，占全市纺织服装专业市场经营面积总和的九成，平均单个市场面积约7.35万平方米。而纺织服装从业者的分散性、庞大的数量及其丰富的盈利机会，使得批发市场物业具备持续盈利能力，一个又一个批发市场得以不断建设和扩张。

　　面辅料批发市场与成衣批发市场的意义不同。面辅料市场的存在，汇聚了最广泛的面辅料品类，为服装公司和成衣批发商提供更多选择，降低决策与采购成本，也促使具有研发能力的成衣批发商（“一批”）在周边集聚。中大纺织城作为全球最大的面辅料市场，几乎汇聚了全球最前沿、最多元的面辅料，这一格局是经过数十年逐步形成的。

　　当然，这背后也离不开大量从事成衣批发企业的支撑。两者共同构成整个产业集群与产业生态的灵魂与核心，也是我国纺织服装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其底层逻辑在于产业的非标性与分散性，与我国庞大而多元化的国内市场相结合，再叠加中国作为全球纺织服装出口第一大国的地位，决定了我国纺织服装产业的细分领域极其丰富，而且每一个细分领域都拥有巨大的市场空间。由于众多分散企业主体的充分参与与充分竞争，各细分领域被深度挖掘。一方面，提升了整个市场的流通量；另一方面，也强化了面辅料与款式研发的多元性。

　　在这些专业市场中，无论是原创类的设计研发，还是抄版后进行改版的设计研发，不一定是最前沿的，但却是全世界最丰富、最接地气的。因为分散的一批市场从业者，直接与大量“二批”面对面接触——他们来自全国乃至全球各地。做得好的商家往往能接触到最多的零售从业者，了解各地区消费者在本季度的整体偏好。服务于“二批”的需求，开发针对性产品，或者根据“二批”的反馈，将市面上最新、最前沿、最热门的版式、面辅料、颜色等，与“二批”的市场需求相结合，转化为符合各地消费者偏好的产品，从而提升设计研发的社会化程度。

　　为了更好地服务“二批”及各地消费者，整个批发市场逐渐形成了先测款、爆款再返单的运营模式，进一步提升了设计研发的社会化与民主化。整个市场回应需求的能力显著增强，这也是降低库存和实现成本控制的核心机制。批发市场的从业主体中，具有研发能力的“一批”和擅长抄版的“一批”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前者研发新品，后者在推动产品社会化的同时提升其流通性，使其迅速成为市场热销款。借助整个市场体系完成市场教育，形成整体流行趋势。由于前者主要对接品牌公司，后者则面向“白牌”零售市场，两者之间并不冲突，而是相互支撑、相互成就。

　　广州也因此成为了全国甚至全球纺织服装发展的中心，这离不开各大成衣批发市场和面辅料批发市场的档口老板们。他们积聚在一起，苦心经营，相互学习，充分竞争，构成了一个强大的研发和市场需求回应体系，也有一些品牌从中脱颖而出[21]。

　　平台经济的发展，同样是在分散且众多的批发零售者的参与下成长起来的，纺织服装的贡献尤为突出。在诸多电商平台中，服装始终是最大的类目。可以说，我国电商的快速发展，包括跨境电商的迅猛崛起，都离不开服装产业从业者的积极参与。淘宝服饰公布的数据显示，淘宝服饰拥有超300万动销商家，超1亿动销商品，每年新开店商家约200万[22]。

　　这一方面是因为纺织服装作为生活必需品，具有高复购率和快速迭代的特性，完美匹配了电商“流量—转化—复购”的运营模型；另一方面，正是由于非标性与快速变化的时尚特征，不断涌现出打造爆款和发家致富的机会。大量懂电脑的年轻人和传统档口老板不断涌入，成为流量持续增长、规则不断完善的主要推动者。

　　这也离不开成衣批发市场老板们的托举。在广州，潮汕人，尤其是普宁的年轻人（当地服装产业较为发达，许多人早年就在广州开设批发档口），最早进入电商领域。门槛低至只需3–5千元的初始投入：买一台二手电脑，大多采取“炒货”模式（线下批发市场档口老板将自己的版式上传至统一平台，电商从业者只需选择图片，有顾客下单后，要么自己前往沙河等档口拿货发货，要么由档口老板代发）。

　　一旦出现爆款，就可能逐步扩大规模，增加店铺数量。平台在发展初期为引流，对这些炒货电商非常友好，甚至包容“刷单”等非正规操作，不少年轻人因此获得了大量发展机会。不同平台的发展，带来了多轮新机遇。在增量市场时代，新的发展机会不断被创造出来。“炒货电商—备货电商—具有开发能力的电商”，构成了大多数电商的成长路径。他们中有不少人失败，也有不少人实现跃升，不断有新人涌入，共同托举着平台的持续发展。

　　在生产端，这个B端市场也支撑了其他产业的发展，例如数字化服务商和设备制造业，最典型的便是缝纫设备产业。一方面体现在新设备的销售与研发，另一方面则是二手设备市场的繁荣。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8年，广东从事缝制设备产业的厂家和经销商数量约2000家。广州地区的缝制产业以销售为主，在各服装生产集中区已形成多个缝制设备专业市场，如海珠区的天雄恒业机电城、后滘针车一条街，白云区的小坪针车城、棠溪针车城，荔湾区的光复路针车一条街，以及增城的新塘等地。同时，广州也涌现出江南、鸿昌、南天、丰玮等一大批全国知名经销商。其中，江南针车公司2018年单个缝纫机品牌销售额超亿元，在该品牌的全球经销商中名列前茅[23]。

　　作为服装加工的重镇，东莞对缝制设备的需求无疑是最大的。据统计，东莞现有缝制设备经销商500多家，主要分布在虎门镇、厚街镇、石排镇、万江区及东城区[24]。

　　二手（三手）设备市场的发达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服装行业作为门槛低、人员流动快的行业，二手设备的普及为创业者提供了低成本进入的便利。厂房与设备一并流转的情况十分普遍，价格从几百到上万元不等。在康鹭等制衣业产业集群，大量一、二手设备高度集中，相关设备维修服务需求多元且密集，有助于整体维修能力的提升。

　　粗略估计，该片区设备数量超过20万台，共有十多家维修店，其中不少提供24小时上门服务，能够精准解决问题，提高生产的时效性。维修人员同时也兼任经销商，通过提供及时高效的服务获取更多客户，提高客户粘性，并将前沿及大众需求反馈给设备制造商，进一步推动设备行业的发展。

　　纺织服装产业作为民生产业，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不仅民生属性得以维系，而且产业竞争力不断提升。这与服装产业的非标性有关，更与我国产业发展模式有关。与产业标准化程度不断提升，或者在有限的非标化基础上逐步扩大企业规模和产业集中度、提升巨头企业品牌化能力的这一发展模式不同，我国在纺织服装产业发展过程中，将产业的非标性和产业组织的分散化发挥到了极致。这降低了普通人参与产业发展的门槛，提升了产业发展的开放性，为大量农民工提供了就业和发展机会。

　　同时，依托产业集群的发展，提高了产业链上分散的小微企业的组织和协作能力，“小而散”的问题转化为个体企业与产业链整体的灵活性，适应了以个性化和多元化为导向的整体产业转型。不仅如此，依托我国这个规模最大且最为多元的市场，众多“小而散”的经营主体，促成了我国最大的B端市场，推动了我国专业批发市场和平台经济的发展，也成为我国产业链完整性和多元性实现的重要支撑。

　　在纺织服装产业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无比庞大、无比丰富，主要由普通大众和小微企业托举和支撑的“产业森林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的发展路径——一条符合我国作为人口大国、作为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国情的产业发展路径。

　　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非正规经营普遍存在，导致治理难度较大；产业贡献与治理负担分布不均衡；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品牌化能力较弱等。整体看来，这些问题是纺织服装产业在兼容民生性与发展性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客观问题，也是产业渐进发展必然经历的阶段性挑战。依托产业链柔性和整个产业森林体系，许多问题——例如品牌化问题——将会被逐步解决。

　　可以预见，随着国内市场质量的提升、国力的增强，以及企业品牌经营创新与经验的积累，一定会有更多企业从这一产业森林体系中成长出来。以安踏为代表的品牌企业已经走出了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这离不开整个产业森林体系的支撑。

　　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要以更加包容的态度，面对产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内生的、为兼顾民生性与发展性所必须面对的阶段性问题。围绕产业链柔性实现的需求，建立跨区域的产业链联合治理体系，探索兼顾民生性与发展性的治理方案，显得尤为必要。

　　[1]康鹭片区总建筑物为5005栋，其中住宅4336栋，几乎每一栋楼一层都是以经营餐饮、便利店等的商户为主，根据建筑物面积不同入住商户1-3户不等，只有少部分用于加工纽扣和绣花等工艺，因此保守估计康鹭从事生产和生活性服务业的经营主体有5000多家，从业人员按照每家2-3人来测算，也有上万人，制衣业从业人员和相关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10:1。

　　[4]据统计，我国有800万餐馆，600万为夫妻店，按照城镇化人口/总的餐馆数量粗略测算，每个店的消费人数为100人。广州的数据侧面证明了这一点“至2023年底，全市餐饮门店总数达24万家”，每万人拥有餐厅近100家。

　　[5]据统计，2021、2020、2019年海珠全区生产的服装产量分别是548万件、329万件、379万件，而番禺的服装产量分别是5861万件、6216万和7552万，增城的服装产品分别是1.87亿、1.44亿和1.88亿。此外，这三年海珠的规上工业企业里的服装公司数分别是7家、6家和5家，而番禺分别是82家、92家和73家，同期增城的数据是250多家。这类数据存在偏差的一个核心原因是越是核心区，工厂规模越小，不纳入统计的部分占比更多。

　　[6]按照100人供养一个餐馆算，就有30万个餐馆，每个餐馆3个人，就有90万人。便利店2万个，一个便利单3个人，就有6万人。再加上水果和蔬菜市场，药店等相关从业者，从事租房服务的二手房东，店铺装修人员，二手电器和设备销售人员等等，保守估计有300万。

　　[8]石狮市的纺织生产能力也走在全国前列。全市共有印染、水洗企业60家，年印染产能45亿米，实际年产量30亿米左右，主要为服装面料，占全国布类染整产量6%左右，占服装面料染整产量10%左右。现有三大印染集控区采取污水集中处理方式，处理能力达27万吨/日。现有规上纺织企业66家，按生产工艺可分为梭织和针织，每年有3000多种新型面料新品问世。

　　[9]“品种”本身就存在模糊性，是按成分、织法、工艺、颜色、还是图案来划分？例如，同一款提花面料，更换不一样的颜色的纱线就可以产生数十上百种SKU。如果将每一种颜色或微小工艺变化都算作一个独立品种，其总量将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们在中大纺织商圈走访时发现，一个店里面一种放在腰带上的金属配饰就有上万个样式。因此，“10万种”更可能是一个基于大类和主要风格的宏观估算。

　　[10]现在很多服装公司基本上每周甚至每天都要出新款，一般开10多个版，从中选1-2个版，一年要出300多个新款。

　　[18]自动络筒机中的电子清纱器、化纤机械的高速卷绕头、织造装备中的高速高精度电子罗拉等。在国防、军工或重要民生领域亟需的高性能纤维成型及织造装备还存在卡脖子问题。

　　[19]即林雪萍老师强调的产业链的链接力和控制力。参见《供应链攻防战》。

　　[21]这里还需要提一句：他们的最新研发以最快的速度上架，在市场上快速流通，离不开以康鹭为代表的一个个分散的，规模小但能够专门服务他们的小工厂的托举。虽然他们中一部分公司有自己的工厂，但是因为订单的波动性和多元性等原因，工厂能够覆盖的需求也是有限的，大部分生产还是要依托以康鹭为代表的制衣产业集群中大大小小分工合作的工厂和家庭作坊，尤其是紧急的测试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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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个独立、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IPP围绕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政策、中国话语权与国际关系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国智库。